今年回老家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每家每户院子里干干净净，但是外出到处都有垃圾；垃圾桶慢慢的变多、越来越高级，可是桶内桶外到处都是垃圾。为什么高级、系列、周全的垃圾设施没有办法解决垃圾问题呢？这引起了我的沉思：

  起初村里建立了一个垃圾池，按照每个自然村1-2个的标准配置；垃圾池只解决了垃圾堆放的问题，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清运人员的负担问题。于是设置了可移动的大型垃圾箱，装入垃圾箱的垃圾能够最终靠专用垃圾车实现自动化回收。目前每个自然村根据人口密度有2-3个垃圾箱，定期有镇里有关人员清理。考虑到垃圾箱比较脏，不美观，距离远且数量少，因此升级为绿色大型垃圾桶，每个村按面积和居住人口数量配置8-10个大垃圾桶。

  为了让人们便于倒垃圾，村里不断的提升倒垃圾的方便程度，前两年当垃圾桶取代垃圾箱时，每个巷子口均摆放的有大垃圾桶，缩短垃圾桶摆放的距离，方便人们倒垃圾。最近我回家乡发现，村庄每家每户发放了小型家用垃圾桶，上面印有垃圾分类标识，并在桶内部分别设置了分类装置，由此人们在家中便可实现垃圾回收，从源头上解决垃圾收集和分类处理的问题。从自然村分配垃圾箱，到巷道放置大垃圾桶，再到每户配备小型垃圾桶，垃圾回收装置从村头——巷头——户头，垃圾桶的布局越来越便捷化，服务距离也慢慢变得近。

  在设施系列化、高级化，摆放方便化、人性化的同时，村庄也对垃圾处置更加“精细化”，这种精细化大多数表现在“文本”和“墙上”。

  一方面通过“给村民的一封信”等形式，向村民倡议关注环境卫生，宣传垃圾管理的重要性和具体实际的要求，同时将垃圾处理等环保行为纳入村规民约，明确村民在垃圾管理中的义务和责任，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，将垃圾管理的要求转化为村民的自觉行为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在垃圾桶上设置清晰的标识，标明垃圾类型和投放要求，引导村民正确投放垃圾，而且在村庄电子显示屏上定期播放宣传标语。逐渐形成规范化的管理文本和可视化的宣传引导。

  与越来越高级、系列、方便的垃圾设施及文本要求越来越细的“规则”相比，垃圾也呈现了慢慢的变多的景观。

  村庄内部依然是熟人或者半熟人社会，“面子”文化依旧流行，在日常中，各家各户都会把自己门口清扫干净，特别是过年期间，家门口的卫生关乎自家的“颜面”，然而院外不远处的垃圾桶附近垃圾却堆积如山。细究得知，村庄大垃圾桶方便虽然附近的村民收集和倾倒垃圾，但面临着垃圾桶管理的责任问题，即“垃圾满了谁去倒？”，最初村中积极的村民将垃圾桶送到村头垃圾箱倾倒，但长此以往便产生诸多“搭便车”的村民，也打消了他们的积极性。最终，垃圾长期堆积无人清扫，严重影响附近的村民，不少村民索性直接将大垃圾桶搬回家中占为己有，以减少巷道环境污染。

  按照传统，春节前夕每家每户都要进行大扫除，在拜春节时，各家都收拾的干净整洁，一尘不染。然而在村头的垃圾箱周围却堆满垃圾，脏乱不已，起初我以为是回收人员未能及时清洗整理，走进才发现即使垃圾箱没装满，很多村民也随手将垃圾扔在垃圾箱附近的地方，而只要有人带头扔，便会形成“破窗效应”，周围垃圾越堆越多，不仅影响村庄美观，严重时影响村庄通行。家中的洁净与村头的脏乱形成鲜明对比。

  村庄的垃圾桶为村民提供便捷化垃圾处理，特别是分发到户的家用垃圾桶，桶上标识着干垃圾和湿垃圾分类并分别设定分类箱。但实践中，垃圾桶的利用率和分类执行率较低，部分村民家庭垃圾桶处于闲置状态或用来堆放其他杂物，即使少部分农民在利用时也无显著的分类意识，桶内垃圾混杂。同时，因垃圾桶容量有限，家庭垃圾倾倒时经常散落到各地，无论是在家中还是村中随处能够正常的看到散落的垃圾。

  垃圾解决方法直接影响村庄环境卫生，根据政策要求，农村垃圾处理统一按照“村收集，镇运送，县处理”三级处理模式，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垃圾解决方法，国家明确规定农村里的生活垃圾严禁露天堆放和露天焚烧，村庄也明确禁止焚烧垃圾。但回家几天发现村中仍有部分村民在垃圾箱附近焚烧废旧衣物，其问题大多有两点：一是长期形成的垃圾处理习惯，村民认为焚烧是一种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法；二是部分农村地区垃圾收集和转运不及时，村民为图省事而选择就地焚烧。为了避人耳目村民一般会选择在天黑时焚烧，焚烧垃圾的气味刺鼻，影响周围的环境，附近村民也怨声载道，但这一现象每年依然屡禁不止。

  垃圾回收设备的提升，服务距离的拉近还是未能实现根本的转变村庄垃圾治理。农村垃圾治理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工程。农民缺的并非是一个高级便捷垃圾装置，更需要从宣传引导、优化制度等“软件”方面转变村民观念认知，匹配村民的需求。

  从观念认知层面看，部分村民仍然缺乏环保意识，认为垃圾治理是政府或保洁员的责任，自己无需参与，这种观念导致村民在垃圾处理上缺乏责任感和主动性，甚至存在“搭便车”心理。另外村干部在管理中忽视了群众的思想动员，村干部将垃圾清理视为上级一项工作任务，满足于将设备分发到位，缺乏对政策的深入宣传，这种意识上的滞后使得硬件设施的升级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治理成果。

  从制度设计上看，一是垃圾回收中责任划分不清晰；二是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；三是没有严格确保规则的执行机制，缺乏严格实施的第三方执行者，一些村民违反后没有人执行处罚规则。这种制度和管理机制的不足，使得硬件设施的升级没办法得到有效支持，进而影响了垃圾治理的整体效果。

  村庄公共环境治理本质上属于公共资源治理问题，其中垃圾清理作为一个公共物品，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。按照经典作家提出解决思路有两条：一是私有化，即将垃圾清理交给公司解决；二是要么完全由政府承担起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合作自治，即相关主体合作自治。现在我们老家没有采取私有化和市场方式，而是完全依靠政府，垃圾清理与公共池塘还不完全相同，需要家家户户配合，可是政府也只提供了硬件支持，我们大家可以发现硬件越来越先进、系列、周到，但是没解决农民的参与、配合问题。所以，只有一半政府，一半合作的垃圾治理肯定失败。

  如果垃圾治理要成功，除了硬件条件外，更需要“软件”配套，一是宣传和鼓励群众参与；二是建立治理组织；三是制定治理规则；四是建立第三方实施机制，或者村内组织自我实施机制；五是对违规者进行分级处罚。所以老家的垃圾治理只走出了合作治理的第一步，后面还有很多步骤需要走。

  如果能够将治理“软件”建设好，即使没有硬件设施，也能够在垃圾治理领域实现“善治”。我在一些山区调查时发现，即使没有如老家一样的垃圾处理的硬件设施，但是家内家外都很干净。

  潜环（1993-）安徽省委党校讲师，政治学博士，研究方向是乡村治理与基层基层政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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